第二年为贞元二十年，到了九月，有志而不能行、有志而不能伸的李诵终于病倒了。他患的什么病？中风，而且相当严重，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到次年正月初一，他不能向父皇恭贺新禧，父皇病危时，又不能伺候于父皇身边，似乎都是自己病重的原因吧？其实未必。那一天，老皇帝既死，大臣郑絪（音yīn）、卫次公等于仓促之间被召进金銮宝殿，以撰写大行皇帝的遗诏。谁“召”的？是守候在李适身边的“诸王”，还是宫内的宦官？这个且不去管它吧，总之，老皇帝驾崩，是应该召见文武大臣讨论后事的。问题是，在遗诏的撰写过程中——严格地说，应该是炮制过程中，一个宦官突然插嘴说：“究竟让谁继承皇位，宫中还没有决定呢！”这下子大家都傻了眼，谁也不敢吱声，只有卫次公驳斥道：“皇太子虽然有病，然而他是法定继承人，内内外外都一致拥护；即使万不得已，也应该拥立嫡皇孙，不然的话，定将发生大乱！”郑絪等也转过神来了，纷纷随声附和，事情才决定下来。

李诵（761年2月21日—806年2月11日）

李诵知道人们忧虑惊疑，只得强撑着病体，出来接见禁卫军将领，慌急之间，脚上换了居丧时的麻鞋，衣服却仍然穿着平常穿的紫袍，好不狼狈！不过他的露面，毕竟使人心安定下来。第二天是正月二十四日，李诵才身穿丧服接见文武大臣，正式宣布登基，这就是唐顺宗。对于上述历史记载，吕思勉先生提出质疑：既然发丧时李诵能够强撑着病体接见文武百官，那么在唐德宗弥留时为什么不能强撑着病体见父亲一面呢？由此可见，“太子之不得见，殆有壅遏之者，德宗之涕咽，不惟其疾之忧矣。”话说得很明白：李诵之所以不能够去见病危的父亲，一定是被某股势力阻遏着；而李适的伤心流泪，不仅仅是因为儿子病重，他还为大唐王朝的江山社稷担忧，担忧很快就会发生一场血淋淋的宫廷政变啊！虽说政变并未即刻发生，可是这对父子——唐德宗李适与唐顺宗李诵，那样战战兢兢地活着，是不是有点可叹而又可悲呢？

李诵虽然做了皇帝，却不能说话，那该怎么处理国家大事呢？办法还是有的，那就是在宫中挂起帷帐，李诵躺在帷帐里，由贴身宦官李忠言与心爱的嫔妃牛昭容伺候于左右两侧，文武百官奏报国事，李诵就在帷帐中批示——他可以点头或者摇头，也许，右手还是可以握笔写字的嘛。二月，李诵任命韦执谊为宰相、王叔文为翰林学士，不久王伾也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翰林学士负责起草机密诏令，是除宦官之外唯一能自由出入皇宫内廷的官员。当时，具体的施政路径是，王叔文坐镇翰林院处理政务，提出建议并告诉王伾，王伾入内宫见李忠言和牛昭容，由李、牛二人转告李诵。

（《高处不胜寒——皇帝与他的后妃儿女们》系列之5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