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别挂甲屯

11月25日，上面终于通知彭德怀，他可以在近期择日赴川。彭德怀马上把启程的日期定在大后天。他早就收拾停当，束装待发，随身行囊里依旧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旧衣服，托运的行李全是他心爱的二十多箱书籍。原来他有一套《二十四史》送给了毛泽东，后来他又托人买了一套新的。

在感情上，彭德怀难以割舍的就是近三年没有见过面的浦安修。临走之前，他给浦安修写了一封短信：“安修同志：我日内即离开北京他住，本想临行看看你，恐有不便，故未成行……”当时彭梅魁和彭钢就站立在桌边，她们看得出伯伯的内心波澜跌宕。

彭刚感慨地说：“伯伯呀，您对她真是有情有义啊！”

彭德怀没有吭声，把信笺装进信封，没有封口，递给彭梅魁说：“你马上到北师大给她送去吧！”

后来，在杨献珍的安排下，彭德怀和浦安修在红霞公寓见了一面。

这一天傍晚，彭德怀让景希珍把所有的旧报纸拿到废品收购站卖掉，一共卖了40元，全部用来请客。

吴家花园里从来没有这么喜气洋洋过。景希珍等几位工作人员的家属都在厨房帮忙。彭德怀谈笑风生，正在和李志强一家四口聊天呢！接着彭梅魁一家人进了大门，新婚不久的彭钢夫妇也匆匆从班上赶回来。彭德怀问：“康白呢？他们俩什么时候到？”

彭康白当时还没有结婚。1964年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在首都钢厂，因为知识分子都要下放改造思想，何况还是彭德怀的侄子，单位领导就让他下去当个泥瓦匠。

说康白，康白到，他和王素红风风火火地赶来了。

这是大家为自己送行的大聚会，彭德怀心潮起伏。他举杯环顾，激动地说：“今天我们这个聚餐，有我的老战友陈毅安烈士的一家人，有和我多年朝夕相处、不弃不离的同志们，还有就是我的家里人了。可惜秀兰、起超、爱兰、康志、正祥他们五位来不了。

前几天，我的干女儿黄岁新带孩子来过，今天她也来不了……感谢你们大家长期以来对我的帮助。为了革命事业，我不会灰心丧气，这一点你们可以放心。我也祝大家共同努力，各自进步。”说到这里，彭德怀眼角潮润，两手微微颤动，举杯一饮而尽。

不管会不会喝酒，大家都跟着彭德怀举起了杯。人们没有太多的客气话，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每个人都在暗暗为彭德怀祝福，希望他老人家此次远行大西南能走出人生深渊，再次奔向光明。

晚饭后正好有电影，彭德怀把最好的位子让给女同志坐，说：“女同志第一嘛！”

有一件事让彭德怀颇为踌躇：小侄女彭钢一直跟自己生活在一起，结婚后夫妇俩也住在吴家花园，他这一走，彭钢怎么办？思前想后，他实在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几天前不得已向上面提出，希望在他走后，组织上能给彭钢找一间住房。他为此惴惴然，一再说：“我这一辈子还没有为个人私事向组织上要求过什么，这次算是破了例喽！”

11月28日，晨光熹微之时，彭德怀已经出现在挂甲屯的村头。他站在小石桥上，举目四望，能说得出那袅袅炊烟是从哪一家的屋檐上飘起来的。六年啊，他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和这里的人民水乳交融，血脉相连。在即将离开这个不寻常的人生驿站之际，他默默地向挂甲屯的人民道别。

中午，来接彭德怀和随行人员的几辆小汽车开进挂甲屯。随车的有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局的人员，说是为彭德怀送行。乡亲们闻讯后，奔走相告，扶老携幼拥到吴家花园大门前。他们不顾“警卫人员”的阻拦，为他们的贴心人、敬爱的“彭老头”送行。

车子发动时，送行的人群里传出了哭声。

“彭老总，您老要多保重啊！”

“彭爷爷，再见啊！”

“您有什么事，一定给挂甲屯来信！”

彭德怀穿着染成青色的军呢大衣，站在小车门前，向乡亲们频频点头招手，说：“谢谢大家！我忘不了挂甲屯，我一定会回来看望大家的！”

“警卫人员”的头头偏要坐彭德怀那台车，以示他在“执行任务”。彭德怀本来希望和几个孩子坐在一起，路上还能说说话，一看那个人死气白赖地坐着不动，好像一个押解充军犯的“解差”，顿时感到受到侮辱，禁不住发了脾气。但是，他无法改变这种安排。早早就来送伯伯的彭梅魁三家人只好和工作人员坐在后面的车上。

西山上空白云依依，彭德怀强压下心中的怒气，向古老的挂甲屯和乡亲们投下深情的一瞥……

在北京火车站，代表中央部门来送行的只有中组部副部长乔明甫一个人。在彭梅魁、彭康白和彭钢三家人的陪同下，彭德怀走进最后一节软席车箱。端坐在座位上，他的情绪也稍微好了一些。跟随彭德怀的景希珍、綦魁英和赵凤池忙活着往行李架上摆放东西。

开车之前，彭德怀把侄儿侄女送下站台，表情里透着伤感。他知道李志强一家来不了，就嘱咐彭梅魁：“你李志强阿姨今天没有来，你回头到她家说一声，我走了，到成都工作了。”

一声长鸣，开往成都的33次旅客快车缓缓启动。彭德怀走出包厢，站在尾部的平台上，不停地向大家挥手。凛冽的寒风吹着他苍老的面颊和稀疏的白发，他像一株老松树那样顽强地站立着。

彭梅魁、彭康白和彭钢都泪流满面，直到火车走远，看不到伯伯的身影才放下挥动的手。他们的心里七上八下，不知道伯伯此行是吉是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见到伯伯。

67岁的彭德怀凝视着窗外迅速倒退的田野阡陌，期盼疾驰的火车把他带入新的人生轨道。伴随着列车车轮有节奏的撞击声，他那颗火热而坚强的心脏跳动得格外有力。

当33次列车载着彭德怀在秦岭的大山里穿洞过桥的时候，中央审委的人员就如扑鼠之猫，轻手轻脚地进入挂甲屯，开始调查彭德怀的“反党言行”。

他们后来写出一份《彭德怀在挂甲屯的一些活动》的报告，结尾的一段如此说：

由于彭德怀利用群众的封建落后进行拉拢，加上小恩小惠，处处装出关心疾苦的样子，迷惑了相当一部分人。成年人称他为“彭老头”，小孩子们都叫他“彭爷爷”。有的群众说：“彭老头来了以后，挂甲屯有了福。”“彭老头是好人，国家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彭老头给解决了（指安装电灯）。”尤其是吴家花园周围的人，一提起“彭老头”、“彭爷爷”，真有点感恩不尽的味道。有的老太太甚至表示永世不忘。

我们应该感谢中央审委人员，正是他们的“辛勤劳动”，为中国历史留下了挂甲屯人民的真实心声。

川江乌云横空来

列车穿越广袤的中州大地，向大西南的腹地奔去。坐在软席车厢的彭德怀把景希珍三家的孩子们喊到身边。他说：“三个孩子就留在我这儿吧，人多了热闹啊！”他和这三个孩子特别要好，在吴家花园的时候，这三个小家伙刚学会走路，就跟着彭爷爷去地里识别麦子和杂草。有一年，彭德怀手把手地教他们每人种了一窝南瓜，又帮孩子们搭起瓜藤架子。每天去看瓜，成了这一老三小最开心的事。三个孩子成天绕在彭德怀膝前，给他消愁，也消耗他不少的糖果和饼干……

孩子们一来，软席车厢里说说笑笑，好不热闹。孩子缠着爷爷讲故事。彭德怀说，就讲个四川的故事吧，四川啊，是个好地方，有雪山草地……

11月30日晚上，彭德怀一行抵达四川省省会成都市。他掩饰不住内心的高兴，自己拎着旅行袋走下火车。他边走边东张西望，还伸出一只手试试气温，对身边的人说：“很好很好！你们现在信了吧！四川这地方气候好，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天府之国啊！”

在车站上迎接他的省建委干部说：“一路辛苦了，休息几天吧！”

彭德怀淡然道：“我已经休息多年了，明天就开始工作。”

当夜彭德怀一行在省委招待所休息。翌日，省建委安排彭德怀和三位工作人员的全家住进永兴巷7号一个独门小院。彭德怀对此感到不安，对建委的同志说：“不需要这么大的地方，随便在办公的地方搭个床铺就行了。”

当然，彭德怀不能改变省建委的安排。他放下东西，做的第一件事是先在会客厅的正面墙壁上挂上一幅毛主席的半身生活照。那是他带兵赴朝作战前夕，毛泽东亲自签名送给他的。他又把自己写的“为人民服务”的条幅贴在对面的墙上，五个苍劲雄浑的大字表达了他决心不辜负毛泽东的期望，急于投身工作的满腔热忱。

然后，彭德怀坐下来，给彭梅魁写了一封信：

梅魁：

我于昨晚到达成都。今天搬进了一座小院，地址永兴巷7号。来信照此地址寄出无误。

我计划用闲散时间了解一下市场情况，听听汇报，了解三线建设情况。然后再到三线建设的各个地方去转一转，了解工厂、矿山、水电站以及诸如资源等情况。如有可能，将顺便到长征走过的地方和旧战场看看。一路身体很好，不必挂念。

清宗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一日

第二天一早，彭德怀一个人悄悄溜出大门，三拐两转，找到了农贸市场。回来的时候，他兴冲冲地告诉大家：“我找到市场了，那里丰盛着呢！这几年这个地方工作不错，经济恢复过来了。”

景希珍埋怨他不该一个人出去乱跑，彭德怀装作没听见，只顾往下讲：“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有个小巷子，专卖好吃的，好远的地方就能闻到香味了。你们知道吗，川味可有名了，什么时候，我们也去尝尝。”

席不暇暖的彭德怀马上要求听取大三线各局负责人的工作汇报。他一边听，一边对照挂图仔细记录、询问。几天下来，他发现所有的汇报都不谈军工生产建设。

原来，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早有指令，有关大三线军工生产建设的情况要对彭德怀保密，不许他参加这方面的会议，不许他参观军工厂。还规定彭德怀外出时，要有一名局长陪同，以便“了解”他的活动情况；向他汇报工作，得两个人以上。这些做法与当初毛泽东的讲话和西南局向毛泽东的口头保证都大相径庭。

现在，彭德怀只能分管煤炭和天然气生产的后勤工作。作为我军第一代军事工业和新中国尖端国防工业的奠基者之一，彭德怀被排除在三线建设的核心工作之外，他心中不悦，姑且隐忍不发。

再说彭梅魁接到伯伯的报平安信以后，十分高兴，马上通报给彭康白和彭钢。她又按着伯伯信皮上的地址写了回信，委婉地提醒伯伯说话要小心，切勿再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彭德怀很快给侄女写了第二封信：

梅魁：

我在这里尚可，不必挂念。我即将外出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属于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实在遗憾。我将珍惜时间，以慰晚年。

来信谈起学习《反对自由主义》一文的体会，很好。我将引以为戒，你不必为我担心。要料理好家务，用心培养孩子，不要为我影响工作。切切！

清宗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日

安顿下来后，彭德怀翻阅来成都前后积压下来未看过的报纸。当他拿起11月30日的《人民日报》时，一下子惊呆了：就在他刚刚抵达成都的那一天，我们的堂堂党报居然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草草浏览了一下，就把报纸一摔，一拳击在桌子上，吼道：“简直是胡说八道！”

正好景希珍进屋，忙问：“怎么啦？”

彭德怀一把推过报纸，手指颤抖着指了指一行标题说：“你看，你看！”

景希珍拾起报纸，这才明白彭总为什么生气。他安慰道：“反正是篇文章，又不是中央文件。我就不信，一篇文章能把天捅个洞！”

彭德怀冷静一些了，他思索片刻，给景希珍讲起海瑞是什么人，吴晗是什么人。他认为，姚文元的文章是有来头的，枪口是对着自己的。

景希珍问：“这个吴晗你认识？”

彭德怀说：“怎么，你也认为人家吴晗是在给我打抱不平？这个人，我可没有什么交往。人家写一个戏，是不是这个意思，我看不见得。自古宣扬忠臣良将的戏多着呢，怎么能这样疑神疑鬼？”

彭德怀点起一支烟，在屋子里来回踱步。景希珍低头把那篇文章仔细看了一遍，心情郁闷地说：“真不好办，中央派你出来工作，报上的‘棒子’就跟了过来。”

彭德怀凄然一笑：“有什么法子？无非是再来一次批倒批臭。其实，哪有一个人真是被批臭的？只要自己不腐烂就好。”他猛地摔掉烟头，昂起头，“不去管它，我们干我们的！明天继续听各个局的汇报。过两天，我带你去看很大很大的工厂。”

12月12日，彭德怀离开成都到重庆开会，然后到内江、自贡、威远等地参观天然气和煤炭生产情况，把所有的烦恼置之度外。每到一处，那里的职工群众便蜂拥而至，都要一睹彭大将军——“当代海瑞”的风采。彭德怀深入到作业点、工棚、食堂、宿舍，询问干部、职工和家属的衣食住行方面的问题。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可以解决的问题，便马上与干部商量现场解决；一时不能解决的，他就记下来，带回去想办法解决。赶上吃饭了，大家吃什么他就吃什么，吃过饭立刻按规定交纳粮票和钱。只要彭德怀开口讲话，人民群众总是热烈鼓掌欢迎，然后发出发自内心的赞叹声。

彭梅魁到成都探视伯伯

1966年的元旦刚过，政治风暴越刮越猛，大批判的火力集中到“海瑞”——吴晗——彭德怀这条“黑线”上。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侄儿侄女们都在挂念着伯伯。彭梅魁决定利用春节假期到成都去探望伯伯。她细细算着往返成都所需的时间，除了春节的五天假外，还必须再请一周假。于是，她以回湖南老家看望老母亲和孩子为理由，向党支部书记请下假来。同时，她专为此事请示了厂党委书记，说明白是去看伯伯，老书记心照不宣地点点头。

大年三十，坐了两天两夜硬座的彭梅魁疲惫不堪地赶到成都。侄女的到来给彭德怀带来了莫大的宽慰，两人一直谈到夜深。

彭德怀先问家里人的情况，彭梅魁逐一说了一遍。得知彭正祥从哈军工毕业了，分配在北京的空军第二研究所工作，彭德怀很是高兴：“正祥是因为下农村搞‘四清’才推迟毕业的，哈军工不错哦，能分配他到军队里搞科研。他可比起超强哦，起超被他们撵出部队，去杀猪卖肉，乱弹琴！这样说北京有你们四个人喽，回去照一张合照，寄给我看看。”

彭德怀把来成都一个多月的情况告诉侄女：“让我管煤炭和天然气生产的后勤工作，但他们对我还是另有想法，主要领导人还在搞小动作，有关军工方面的事不让我知道，来我这里汇报工作总是两个人以上，从来没有一个人来谈工作的，这就很反常。又让你工作，又不让你正常工作，实在是无聊之至！随他去吧，我做我的工作。”

说起当前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彭梅魁问伯伯：“您看过姚文元写的那个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没有？”

彭德怀说：“看过。在历史上，海瑞是确有其人。这个姚某人借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硬说它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叫屈，虽然没点名，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说的是我嘛，完全是捕风捉影嘛！我不是海瑞，我是共产党员。”

彭梅魁又问：“您认识吴晗吗？”

“知道这个人，我与他无工作关系，也从无联系，可以说不认识。”彭德怀点起一支烟， “吴晗先生是个著名学者，是研究历史的，可现在他们非要把他扯进去，这种扩大化的搞法，随心所欲，无边无际，是很不应该的。我看不惯，只好不管它。现在得抓紧时间工作，否则，我这一生就完了。”

彭德怀把最近到川南三线工矿现场考察的情况告诉侄女，感叹道：“可惜我老了，时间不等人啊！”

从彭德怀给彭梅魁的第二封信以及他与彭梅魁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彭德怀似乎已经预感到一场新的暴风雨正在向他袭来，但他在多难的晚年里依然壮心不已，希望赶在暴风雨到来之前多做点工作。少年时代挖过煤，晚年又和煤炭打上交道，此时的彭德怀决心做一块乌金，在巴山蜀水中燃尽自己，为三线建设发出最后的光和热。

春节前，彭德怀正参加三线建委年度总结计划会。他告诉侄女，他在会上很少发言，但心里对三线建设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想法。他在笔记本里写道：“只要今后不再犯1958年至1960年那样大的主观主义错误，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那就可以肯定做出伟大成绩来，应为我国经济建设前途庆幸。”

彭德怀不在的时候，彭梅魁就为伯伯拆拆洗洗，缝缝补补，收拾屋子。成都的冬天没有阳光，阴冷潮湿，在北方生活惯了的彭梅魁还真是不习惯这种气候。伯伯临离开北京的时候，彭梅魁看到他的毛巾浴衣已是大洞连小洞的百孔衣，硬是没有让伯伯装进包里，让伯伯到成都后买件新的。她这次来了才知道，伯伯早把这个小事忘到脑后，他洗澡后没有浴衣穿，就用脸巾那么凑合着。快70岁的人了，这多么容易受凉啊！

彭梅魁常到住在一个院里的景参谋、綦秘书和赵司机三家串门，聊聊天了解下伯伯的生活情况。三家的家属一说起彭老总就眼圈发红。尤其是綦秘书的爱人，她拉着彭梅魁的手说：“为了我们这个聋哑女儿，老总可是操碎了心。在北京的时候，为了给孩子看病，老总亲自联系医院，一定要治好孩子的病，为这花了多少钱？到成都，开始怕这里没有聋哑学校，不让老綦来，后来老总打电话把聋哑学校找好了，才让我们跟他来。孩子虽然不会说话，可心里明镜儿似的，老总就是她的亲爷爷……”

西南局给彭德怀派了一名炊事员叫刘云，他一个人要维持六口之家的生计，很不容易。刘云的四个孩子拿不起学杂费，彭德怀听说后为孩子上学解了燃眉之急；刘云爱人有病，缺乏营养，彭德怀就把一小包白木耳送给他。刘云告诉彭梅魁：“我说我不要，老总说，我身体好，用不着，你给爱人做成羹吧，可能对通肠有好处。哎哟，老总真是好人啊，拿我就像是对自己的孩子一样。”

彭德怀晚上看书非常投入，常常很晚才入睡，彭梅魁就问他看什么书这么着迷。彭德怀摘下老花镜，拍拍书说：“这本书写得太好了，我现在是看第二遍，我以后想再读一遍。”

“文革”前夕，在北京的彭家子弟的合影（前排左起：彭正祥、彭康白，后排左起：彭钢、彭梅魁）

彭梅魁拿起书看看封面——《欧阳海之歌》，金敬迈写的畅销小说。她随手翻了一翻，发现伯伯做了许多批注。

书中的英雄人物欧阳海深深地感染了彭德怀，他对侄女说，他是一边读一边流泪，因为他和欧阳海的童年是一样的，本是同根生，走上同一条路，欧阳海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1966年1月21日是农历正月初一，晨曦初露时，鞭炮声四起。彭德怀早早就起了床，满心欢喜地准备好花生、糖果、柑橘，准备欢迎来拜年的客人。

早饭后，彭德怀抓了一些花生、糖果，先到景希珍、赵凤池的家。孩子们围拢来，拉着彭爷爷的手，向彭爷爷拜年。彭德怀乐得咧着嘴笑，给孩子们分发糖果，然后到门口和孩子们一起放鞭炮。接着，他又去綦魁英家。一家人正在吃饺子，11岁的哑女芳芳从碗里夹起一个饺子，请彭爷爷尝尝。彭德怀俯身张大嘴，一口吃了，连连点头：“好吃，好吃！谢谢芳芳！”芳芳又郑重地作揖，向彭爷爷拜年。彭德怀轻轻摸着芳芳的头，夸她是个好孩子。

綦魁英陪着彭德怀来到大院的招待所拜年。那里住着二十多位从北京、上海调来的三线建委的机关干部，都没有带家眷。彭老总大年初一登门给干部拜年的消息立即在建委内传开了。

假期很快就结束了，彭梅魁临走时，彭德怀问起那包手稿的保存情况。彭梅魁想了想，瞒着伯伯说：“烧了。”她是希望伯伯从过去的阴影里走出来，重新生活，就别再想那个八万言的“翻案书”了。彭德怀打量着侄女，似信非信，嘴里却说：“这样好，这样好。”也不再深究是怎样烧的。彭德怀叮嘱赵凤池，要他在车站给侄女买张卧铺票。彭梅魁执意不肯，最后还是坐着硬座回去的。回到北京，彭梅魁马上给伯伯做了一件毛巾浴衣寄去。

不久她收到伯伯的来信：

梅魁：

收到了你给我的毛巾浴衣，穿着合适，但很难过。你由成都回京时要给你买张卧铺票，你硬是不肯。你家七口人生活，收入一百三十元，人均十八元，我的生活比你们好，可是你在克己奉我。今寄浴衣钱三十元，一定收下。

我一切如常，很快要外出了解情况，你暂不要回信，待我返蓉后，定写信告之。

清宗

一九六六年二月六日